戴錦華:如果影院徹底消失了,電影也就不會再陪伴我們了


中國產業經濟信息網   作者:徐鵬遠    時間:2022-04-18





  去年的First青年電影展上,有一場名為“‘后電影’時代的電影院精神”的主題論壇,戴錦華在發言中說道“保護電影院就是保護社會”。事實上,類似的觀點她已經在許多場合表達過無數次了,作為長期從事電影文化研究的學者,對影院這一藝術空間的關注和呼吁,不只出于對電影的那份真摯熱愛,也與她對公共生活的觀察與思索緊密相連。


  今年3月以來,全國范圍內的影院正經歷著又一波“寒潮”,不僅營業率持續走低,跌破50%,票房營業額也創下了十年新低。這是中國電影自2020年疫情以來遭受的第二次重創,如同一個人在大病初愈、稍有恢復時的二次復發,勢必會對健康造成更加嚴重的損傷。面對著這樣的現實與困境,我們該如何重新認識影院的意義,又該如何思考中國電影的當下與未來,《中國新聞周刊》就此專訪了北京大學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錦華。

  “我寄希望于可以使人與人相遇、人與人聚集的東西”

  中國新聞周刊:疫情持續了兩年多的時間,但比起2020年上半年最嚴重的那段時間,眼下的電影似乎反而面臨著一個更冷的“寒冬”。今年春節檔,觀影人次創下近年最低值;3月以來,全國電影票房屢創新低;2020年的時候全國影院關閉,人們渴望重新開門那一天,現在影院沒有全部關閉,人們卻好像忘記了影院的存在。你覺得這是為什么?疫情對于中國電影而言,是最致命的災難嗎?

  戴錦華:這個問題其實很大。影院的這樣一個荒蕪的狀態,是可想而知的。一邊是疫情極大影響和阻礙了新片的拍攝,所以累積下來,這時候片源就成了很大的問題。

  另外一邊,這一輪奧密克戎的沖擊,以及為了應對奧密克戎的管理,從電影本身是解釋不了的,它是大家共同面臨的這種生活狀態的必然的組成部分。很多我們最基本的生活方式都被迫改變了,做劇場的朋友一定也在說同樣的事情,任何要進入公共空間的活動都面臨同樣的困境。

  中國新聞周刊:這是一個暫時的創傷,還是說會在日后依然留有痕跡?

  戴錦華:誰能預言未來?我反正是完全地喪失了評估現實狀態和構想未來的能力。不是能力,是我沒有依據。

  中國新聞周刊:你一直有一個觀點,“保衛影院就是保衛電影,保衛影院就是保衛社會”。這種敘述是否有一點點浪漫化?電影院和電影的存在如此重要嗎?

  戴錦華:電影《年輕氣盛》結束的時候,簡·方達飾演的角色說了一句很酣暢的話,life goes on even without all that cinema bullshit,就是帶著臟字地說沒有電影生活照樣繼續,從這個意義上說當然沒那么重要。

  可是真正回到我們的城市生活來說,它關系到數碼時代我們的“宅生存”所造成的極端個人的生存狀態——這種所謂的“遺世獨立”極大程度上依賴著高度的社會性和社會化,必須有一個完整的機器在“宅”之外運行,“宅生存”才能夠延續下去。這樣一個矛盾會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文化的、社會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我寄希望于所有的公眾文化——可以使人與人相遇、人與人聚集的東西。電影是其中一種,電影院是其中一個空間、一個可能性,讓我們可以肉身相遇、肉身聚集。

  另一方面,電影作為20世紀的藝術,它的工業形態使得它“自然地”攜帶著公共性。一個成功的電影,它的議題一定是有公共性的議題。這是我寄希望于電影的另外一個因素,希望為了影院而拍攝的電影——也就是公眾集體觀影的電影——延續社會公共性議題,同時延續公共性的分享。

  再往后說一步,只有影院觀影的存在,電影才能夠存在。我們今天的電影的全部形態是被影院空間的限定所決定的,沒有影院空間的限定,它就可以是電視劇可以是視頻。如果你希望電影繼續成為21世紀的一種藝術形態,影院是充分必要的一個前提。

  中國新聞周刊:這一觀點的遠處會不會也指向對一種可能性的擔憂,那就是電影也許不會死亡,但影院可能會消失?

  戴錦華:這種表達背后的一個邏輯就是科技進步是大潮,對于生活方式的改變都是自然過程。首先我不相信發展主義進步論,我認為這是現代主義的一個神話;其次,如果在這樣的意義上說,所有的古老藝術早就都開始消亡了,但事實并非如此。如果影院徹底消失了,電影也就不會再陪伴我們了。

  “電影已死”這個問題其實始終伴隨著電影。關鍵是怎么去定義電影。如果說這是一種用視聽結構組織起來的敘述形態,它永存,而且越來越普及。但是它并不等于電影,因為我矚目于電影的公共性,它不是一個視覺的KTV,不是一個視聽的自拍,它不是一個vlog,它是攜帶著公共議題、負載著公共情感的,這樣的一種形態是和影院這種公共空間聯系在一起的。

  老實說,我自己在電影院的時候有時候也會突然想快進,但是電影院的意義就在于沒法快進,你可以離開但不能兩倍速,這樣的觀影條件造就了電影和電視、長視頻、短視頻的非常根本的區別。

  當然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很多東西都在現代化進程當中死亡,電影為什么會成為例外?如果不能成為例外的話,那不是我們能夠阻擋的。只是如果談電影,不可能不談影院。

  “肯定的是,曾經有過的那種發展勢頭不可能繼續”

  中國新聞周刊:事實上一些電影從業者認為,中國電影從2018年左右就開始進入到一個降溫降速的狀態中了,疫情所造成的進一步沖擊,從另一個角度來講也許會讓中國電影真正冷靜下來。你對此有何看法?

  戴錦華:我很難作出特別清晰的判斷。因為中國電影的全面爆發和中國電影業的崛起,它是跟中國經濟崛起的進程完全同步的;同時又可以說這是一個電影產業的不太自然的狀態,因為過剩資本的涌入和助推,造成了當時電影的產業規模和電影產量。在這個意義上說,當經濟的增長速度開始放緩,電影也隨之放緩是一個比較容易理解的狀態。

  但是疫情是超出了所有預期規劃的一個災難性的事情,它對公共生活的限制和摧毀使得它對電影的影響變得非常直接。前面我們說過的數碼沖擊、“電影已死”這些說法,本身就被疫情極大地加劇了。有時候我也會說疫情有可能成為壓垮電影全球產業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我沒辦法把這個災難邏輯化,說它也許讓我們冷靜下來,我很難做這種判斷。疫情在任何意義上都不可能是好事,它是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個災難。疫情的摧毀是多層面的,對整個產業、對社會的公共性、對人們剛剛養成的觀影習慣。如果疫情終于過去的話,它會不會恢復、以什么樣的形式恢復,包括疫情中Netflix這樣的國際大流媒體制片機構的崛起最終會對電影產業造成什么影響,這些都是未知的。

  當然,面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正在一個轉型節點上,中國電影會受到什么影響,我們如何冷靜思考進而使中國電影更加堅實和理性,這是一個真問題??隙ǖ氖?,曾經有過的那種發展勢頭不可能繼續,整個產業需要更落地更夯實的,這個是我完全認同的。

  中國新聞周刊:在這兩年多的電影“寒冬”中,有一個明顯的現象,那就是主旋律影片對銀幕的大比例占領和遙遙領先的票房數據。除了2021年是建黨百年的特殊節點,你認為這會成為未來一段時期內中國電影的一種趨勢、一種更穩妥的商業選擇嗎?

  戴錦華:關鍵取決于中國電影能不能有更豐富的多樣性。工業體系、商業體系必須建筑在一個非常豐富多樣的產業基礎之上,否則任何一種單一的選擇能不能延續都不是一個電影自身能夠回答的問題。


  轉自:中國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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